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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优态”作为对象的安全置于发展的最基本前

  目前,非传统安全议题在各国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均备受关注,非传统安全研究不仅方兴未艾,而且正在走向体系化和“制度化”。那么,非传统安全研究是如何兴起的?它包含哪些内容?非传统安全研究演进状态如何?西方的非安全研究状况如何?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有哪些理论探索?目前的非传统安全研究有哪些不足?如何看待非传统安全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为此,本刊特约记者浙江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甘均先副教授专访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余潇枫教授。余潇枫教授长期从事非传统安全理论研究,著有《国际关系伦理学》《非传统安全与公共危机治理》《中国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理论、范式与思路》(合著)及《边疆安全学引论》(合著)主编有《非传统安全概论》(第二版)《中国非传统安全蓝皮书》,译著有《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等。

  余潇枫(以下简称“余”):人类自诞生以来,时时处处都面临各种各样的、程度不同的威胁与危机,生存安全与发展安全一直是关乎人类命运的主题。以战争为主题的军事安全,以及与“高政治”密切相关的政治安全研究长期主导着安全研究领域。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一些以往局部性的“低政治”威胁演化成了全球普遍性威胁,另一些从未遇到过的生存性威胁亦不断涌现,于是与战争相异的“全球性威胁”或“普遍性危机”开始改变着各国的安全环境与人们的安全理念。

  人类对非传统安全的研究主要是源起于对“非军事问题”的关注特别是当人们认识到“和平”并不意味着安全,“发展”也并不意味着安全的时候,“非传统安全”(Non-traditional Security)迅速成为与人类命运直接相关联的新研究领域。从20世纪中叶起,联合国就开始关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如生态环境恶化、人口发展失当、经济发展失衡、贫困严重、资源匮乏等;进入21世纪后,、气候、能源、粮食、金融、信息等安全问题等成为非传统安全研究的重要议题。尤其是以“9·11”为标志的“非国家行为体”挑战国家安全及各类“非对称性”安全挑战不断涌现时,各国对非传统安全议题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研究与应对。如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0》认为美国面临的危险有:国际、致命技术扩散、经济动荡和气候变化等;奥巴马政府呼吁要将美国的合作对象从传统盟友扩展到中国印度等正在崛起的大国。英国在其《战略防务与安全评估报告(2010)》中列出的主要非传统安全威胁有:、海外不稳定和冲突、网络安全、民事紧急情况、能源安全、有组织犯罪、边境安全、反扩散与军备控制。2013年,澳大利亚发布《国防白皮书》将资源稀缺、气候变化、人口结构变化、日益增长的城市化、腐败和网络安全等视为“全球挑战”,并列入国家安全展望的重要主题之一。

  探讨非传统安全研究源起,需强调三点:一是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非军事安全威胁自古就有,是全球化使得这些局部与零散的威胁演化成了影响世界的“类安全”威胁;二是联合国在推进非传统安全治理上具有领先性与导引性。例如,联合国提交的2015年后发展议程综合报告,其主题是“在2030年前通往尊严之路:结束贫困、使所有人生活转型并保护地球”。再如2016年11月《巴黎协定》的正式生效,更是把全球气候治理推向了具有历史性的实施准备新阶段;三是学术机构和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担忧与思考,并围绕各种安全主张而积极向政府和公众发出呼告,成了促进非传统安全研究的重要动力。

  余:非传统安全概念由西方国家首先使用后引入中国。据可查文献,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理查德·乌尔曼于1983年在《国际安全》上发表的《重新定义安全》一文,把人类的贫困、疾病、自然灾害、环境退化等均纳入到安全的范畴中,因而,他被西方许多学者视为最早把“非传统安全”内容引入安全研究的人。

  在中国学界,“非传统安全”概念最早见于1994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勇教授发表的《论相互依存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一文。1998年,《世界经济与政治》把“非传统安全”列入了选题建议之中。1999年《现代国际关系》发表了首篇论述非传统安全的文章《从经济安全角度谈对“非传统安全”的看法》。2000年,《当代亚太》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部主任张蕴岭研究员的《综合安全观及对我国安全的思考》一文,包含非传统安全的综合安全被强调。2003年,《人民日报》发表了王逸舟教授的文章《重视非传统安全研究》,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了全国“非传统安全与中国”学术研讨会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会副会长陆忠伟教授的《非传统安全论》出版。2003年后,《非传统安全论析》、《从危态对抗到优态共存:广义安全观与非传统安全战略的价值定位》等一批重要文章的发表,以非传统安全为主题的一系列著作及译作也相继问世。

  非传统安全受到国内外的普遍重视,但非传统安全普遍认可的定义却难以给出,这不仅是因为非传统安全的边界十分模糊,而且还因为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类别似乎难以穷尽。这些年中国的研究者分别从不同视角尝试性地给“非传统安全”下过定义:一是“领域说”,王逸舟认为,非传统安全威胁是发生在战场外的威胁;陆忠伟认为非传统安全是“由非政治和非军事因素所引发、直接影响甚至威胁本国和别国乃至地区与全球发展、稳定和安全的跨国性问题以及与此相应的新的安全研究领域”;二是“因素说”,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会长熊光楷教授认为是“指相对于军事、政治和外交等传统安全威胁而言的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主要包括、贩毒走私、严重传染性疾病、海盗活动、非法移民、环境安全、经济金融安全和信息安全等方面”;三是“行为体说”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傅勇认为是“来自非国家行为体的对国家的主权和利益以及个人、群体和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非军事威胁和侵害”;四是“交织说”,中国国际战略学会研究员姜维清认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交织的“交织安全”威胁是国家安全的第三种威胁,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会长巴忠倓与军事科学院教授彭光谦强调,非传统安全是传统安全的延伸,两者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且经处于相互交叉、渗透、融合、影响的状态。当然,还有“过程说”“状态说”“结构说”“特征说”“能力说”等不同的非传统安全界定。国外学者多关注非传统安全的某特定领域的研究,对非传统安全进行整合性研究得不多,但也有对非传统安全本质作较深刻揭示的,如美国学者乔治·费达斯(George Fidas)认为,非传统安全是“没有威胁者的威胁”(threats without threteners)更多的国外学者在总体上把非传统安全与挑战国家中心安全范式的“人的安全”(humansecurity)画等号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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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非传统安全概论》(第二版)一书中,我专门讨论过非传统安全定义,认为非传统安全是一个动态性、复合性与多维性的概念,它呈现了安全现实和安全理论的变化和拓展。从狭义角度来看,非传统安全是“一切免于由非军事武力所造成的生存性威胁的自由”。但采用“免于……威胁的自由”的句式,其实质是“消解威胁”,这会带来一种比较消极的后果,即在现实中寻找威胁并努力消除之。为使对安全问题的理解采用积极的立场,对安全的界定就应当从“免于威胁的自由”转向“获得解放的自由”,即通过强调安全与人的生存状态的相关性,揭示出安全的本质意义,这样就可以建构起广义的定义:非传统安全是“行为体间的优态共存”。“优态共存”(superior co-existence)是一个相对于“危态对抗”的概念。“优态”是安全指向的对象,是安全达成的价值性条件,反映的是独立身份的行为体的生存能力与可持续发展的生存境况,它是相对于所有行为体层次来说的。把“优态”作为对象的安全置于发展的最基本前提下就会使安全研究的主题从“战争—和平”拓展到“和平—发展—安全”以“优态共存”来界定非传统安全,安全的可能性边界就拓展到了安全建设的双方甚至是多方,安全就有了某种绝对的意义,进而标示出安全所要达到的更广泛深远的价值目标。

  甘:您刚才提到不同学者对“非传统安全”概念的不同理解,是否说明“非传统安全”这一概念在学界存在争议?

  余:是的。21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在非传统安全的内涵、性质、特征、类型、领域划分、理论形态等方面都有了颇具特色的深入研究,但在学理上,“非传统安全”作为一种全新的安全理念在解读上仍存在着诸多分歧,这就进一步导致了非传统安全研究在概念及性质上的不同判定。

  “非传统安全”这一词语本身是否合汉语语义规则就存在着争议湖州师范学院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靳宜萍在《另眼看国家关系学关键词语“非传统安全”》一文指出,“非传统安全”的翻译不合现代汉语构词特点与表述习惯。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刘跃进在《为国家安全立学》一书中强调汉语中的“安全”如同“卫生”“健康”概念,不能用“传统”和“非传统”来划分。之所以有“非传统安全”概念的“西—汉翻译”,这是“食洋不化”所造成的,因为英语“securi-ty”有10多个含义,而汉语中的“安全”只有一个项,即“没有危险、不出事故”,所以“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仅仅是两个不合乎汉语语法的语词,而根本就不是两个“科学概念”。

  我认为,不同语言之间的确有某种不可通约性,如“安全化”(securitiza-tion)的翻译也不合汉语构词特点,一般来说,按照汉语的构词要求,“工业化”是更具有工业规模,“现代化”是更具有现代特征,而“安全化”却不是“更具有安全状态”,而是指将一个公共问题升级为具有足够政治性和紧迫性的安全问题,但学界对“securitization”除了翻译成“安全化”尚无更好的译法,致使“安全化”在学界已达成共识但常人难以理解的“怪词”,但在语用习惯上人们已经接受了这一译法。同样,“非传统安全”的翻译尽管不合汉语构词特点,但它在语用上已经被多数学者接受和常人的认可,体现出其在现实中的某种有效性与兼容性。当与日常生活内容相关的“低政治”安全问题层出不穷时,“非传统安全”作为一个通识性概念很快被大家接受,人们很容易领悟与理解什么是“非传统安全”的所指、能指与特指,而不去追究它在语义翻译上的逻辑合理性如何。

  关于非传统安全的性质,从持肯定意见的角度看,以张蕴岭、王逸舟、陆忠伟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把“非传统安全”理解为是一次安全思想的“革命”,是中国和平崛起的社会基础,是以“人的安全”与“社会安全”为基础的安全新语境的凸显,是国家安全战略内涵与外延拓展的新契机,是中国“新安全观”的重要理据,是中国外交融入世界与各国合作的“新高地”,是安全研究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转型和从单学科向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转型。

  以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锋、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等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把“非传统安全”仅理解为一个政策性概念,或是安全概念的“衍生物”,是区别于传统安全观念与安全政策的安全关注;或把“非传统安全”理解为一个综合的表征性概念,即它只是一种对全球安全、人类安全、社会安全等与传统安全相区别的新类型安全的统称,若要展开研究,还得需要学者们更精细的、分门别类的个案分析;也有学者认为,非传统安全在本质上与传统没有区别,“非传统安全”只是一个时间性概念,只是在安全问题的成因、重点、范围、安全主体及其特性的侧重点不同而已。中国国际战略学会研究员姜维清指出,“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相互重叠,而它们之间的“交织安全”才是需要特别关注的新安全领域;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郑先武则认为,“非传统安全”仅是安全概念的过渡性“延伸”和“拓宽”,担心“安全边界无限制扩大会使之失去自己的知识边界”。

  也有学者对非传统安全概念的使用持否定意见,如国防大学教授孟宪生在《光明日报》撰文强调“用西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划分方法,无法全面准确地描述我国面临的安全问题”,“按照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区分,不利于国家在维护安全利益方面整体效能的发挥”,“任何淡化、削弱国家核心主权的理论,不是无知就是谎言”。云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叶知秋认为,非传统安全话语及基本问题属于西方发达国家,在中国基本上是个“伪问题”。

  这些对非传统安全的不同理解与解读均有其各自的逻辑合理性,理论性质上的不同判定与争议也是新学术领域产生所必然会带来的现象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非传统安全”概念的提出及其相应理论的产生,是研究者对新的安全语境的一种“理论化”努力,是人们面对非常态危机所迫切需要寻求新安全方案的一种“前景化”探索,并非是学者们出于理论研究兴趣的“虚构”,也非是政治家们出于政治需要的“图谋”。如今世界各国强调要重视和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是对国家核心主权理论的淡化,而恰恰是一种对国家主权受到新威胁形式挑战的重视与回应。“生物战”“贸易战”“经济战”“信息战”等“非传统战争”并非是“领土之争”,而是利益之争夺与国力之争,甚至可以是比争夺领土更可怕的对受攻击国的全民或代际人群进行侵害,而在无形中打败对方的全新威胁,需要认真研究与对待。

  总体上,非传统安全的提出和发展意味着安全思想“范式”的一次历史性转型,其标志有四:一是安全研究问题域的转换,安全成了一个开放性及与低政治密切关联的领域;二是安全思考认识论的转换,包括物质主义、科学主义、经验主义等立场与方法的实证主义认识论的局限被突破,包括理念主义、历史主义、先验主义等立场与方法的后实证主义认识被广泛运用;三是安全演化变量及其结构的转换,国际安全的驱动力变量及其结构出现了新的状态,国际安全研究随之从描述性和解释性状态转向分析性与规范性状态;四是安全理论范畴与安全方略实现途径的转换,“主体间冲突”被置于“客观威胁”与“主观恐惧”的之先,“话语安全”被置于“客观安全”与“主观安全”之先。这些转换深刻地影响着当前的非传统安全治理实践。

  余:目前学界对非传统安全的“总体特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认为非军事武力、跨国、普遍性威胁、非国家行为体参与、从来没有发生过、需要多国行为体共同治理等是与传统安全相区分的非传统安全的特征,概括起来,非传统安全的特征可以分为一般特征和场域特征。从一般的视角看,非传统安全威胁是一种具有“始发性”“潜在性”“扩散性”“多样性”“综合性”特征的新型安全威胁。再从场域的视角看非传统安全是一种具有“广义性”“复合性”和“多维性”特征的复合性安全。

  我国学界在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类型上有不同看法:如“归一法”是强调国家面临的威胁只有一种,即“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而作为“威胁新形态”的“交织型安全”;“两分法”是以安全的指涉对象为类型,把“国家安全”和“社会与人的安全”两分把非国家行为体对国家的“军事威胁”纳入非传统安全范畴;“三分法”是从全球性、区域性和国别性的层次来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进行分类。还有其他基于不同标准的分类。

  根据“场域安全”理论,从威胁的源发地与国家应对方式,以及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相交织的角度,我认为可以有“四类型”划分,即非传统安全威胁可分为“内源性”“外源性”“双源性”和“多源/元性”四大类。前三类是与军事武力不相关的“典型性”非传统安全威胁,第四类是与军事武力相关涉或相交织的“非典型性”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一简化的分类旨在更好地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治理策略,如内源性非传统安全威胁应对可采取以内政为主外交为辅的策略,双源性非传统安全威胁应对需要内政与外交并举的策略,外源性非传统安全威胁应对需要以外交为主内政为辅的策略,多源/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应对则需要考虑军事武力适时与适当介入的策略。

  甘:2014年,我国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包含“十一类安全”的国家安全体系。您如何看待中国的非传统安全现状?

  余:自2001年起,中国政府正式开始在一些重要的政策文件与讲话中使用非传统安全一词。2001年,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签署《上海公报》和《关于地区反恐怖机构的协定》,给出了、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明确界定。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2002年中国发表的《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该宣言指出:“非传统安全问题需要加强地区和国际合作,中国与东盟各国互为近邻,在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方面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随着非传统安全不断上升为国家的战略,成为党的代表大会的重要语词,十六大(2003)、十七大(2007)、十八大(2012)报告均明确指出: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值得一提的是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非传统安全议题有:经济安全、信息安全、粮食安全、社会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海洋安全、能源安全、国际安全等。2014年,“国安委”的首次会议将非传统安全放入总体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来考虑。我国目前主要面临三大非传统安全挑战:第一,“非传统战争”不断凸显如战争、生化战、资源战、信息战、文化战,等等,正广泛发生于经济、生态、国防、能源与科技等领域其对抗规模、频次与强度呈扩张之势。第二,“非常规灾害灾难”明显增多,如外来生物入侵,造成我国每年经济损失超2000亿元,再如重大传染病疫情“非典”、禽流感、埃博拉等致命性传染病层出不穷。它们具有多领域、易突发、传播广、扩散快的非常规破坏力,已经对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构成较大威胁。第三,“非常态危机”频繁爆发,“非常态危机”是指因常态危机应对失当而引发的复合性、系统性和异质性冲突的危机。例如,因连续性暴恐引发民族对立的边疆治理危机,因关键性资源崩溃引发的社会安全危机,因多发性公共危害引发的公信力危机,因频繁性权力行使不当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引发的社会治理危机等,直接对民众生命健康、社会结构及政权稳定造成整体性、持续性危害。

  当然,由于非传统安全威胁是时代的新挑战我国在理念、法律、体制、机制和条件方面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准备还远远不到位,不能不看到我国政府的相涉部门在积极应战过程中存在明显不足,由此表明非传统安全治理需要新理念、新思维、新方略。

  余:相对于西方以国家和主权为中心的传统安全研究,西方非传统安全研究可分为“改良型”“中间型”和“激进型”三大类型及其相应的七个理论学派。首先是改良型的非传统安全研究,如建构主义安全研究学派与哥本哈根学派,他们一方面继承了传统安全研究的国家中心立场,另一方面在方法上对传统安全研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良。前者的理论贡献是提出了“安全互构说”,强调用观念因素取代物质因素来对安全进行分析,强调集体自尊作为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方面,认为任何安全的终极状态不是由所谓的客观物质因素先定和支配的,而是由观念因素施动和建构的,从而为西方国际安全研究的扩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路径。后者的理论贡献是提出了“社会安全”范畴与安全化理论,强调安全研究要扩大威胁的来源及其指涉对象的范围,呼吁要更多地关注地区层次的安全分析,特别是开辟了认同安全(identity security)研究,把“社会”理论化为社会安全的指涉对象,从而将安全扩展到了个人和全球层面。

  其次是中间型的非传统安全研究,如人的安全研究与女性主义安全研究,他们一方面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国家安全观,另一方面又适度保留现实主义在安全价值、安全内涵、安全范围的某些内容。“人的安全”研究直接把“人”(类及个体)确定为安全的指涉对象,超越了“国家对其公民可能造成不安全时”的传统安全理论的困境,其主要贡献是把安全与发展合并研究,使国际安全研究的议题扩展至包括贫困、不发达、饥饿和其他威胁人类整体的问题,从而极大地扩大了威胁的类型和安全适用的领域,安全进而被视为一种根除贫困和不发达的全球性努力。女性主义安全研究的贡献在于不断指出传统安全研究中的“性别盲区”(gender-blind),提出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关注身份建构的“性别安全说”,其研究的领域与体现“低政治”的非传统安全领域有更多交集,长期“沉默的安全”成为女性主义安全研究的重要议题,进而“互相依赖的国际安全”和“星球意义上的全球安全”被提倡和呼吁。

  再次是激进型的非传统安全研究,如后殖民安全研究、后结构主义和批判安全研究。他们对传统安全研究采取全面否定的态度,并对传统安全理论进行激进式的批判。后殖民主义安全研究强调“非西方本体”的安全研究提出了“‘非西方’安全说”,形成了非西方主体对安全问题的不同理解和对国际安全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后结构主义安全研究提出了具有独特理论视角的“话语安全说”,认为安全是一种话语,甚至威胁本身也是一种话语,其基本的理据是任何物质都无法离开话语的表征而独立存在。批判安全研究的贡献是提出了“解放安全说”,认为国家并非安全的可靠提供者,作为个体的人才是安全的最终指涉对象,并特别强调个体安全甚于国家安全,以“解放”(emancipation)作为核心概念,提出“人的解放”的目标是要消除“生存性焦虑”与保障“本体性安全”,安全的终极状态应是真正的安全全球化。

  方的非传统安全理论在安全指涉对象、安全研究领域、安全实现路径等方面具有重大创新和突破但也存有严重的本体论与方法论缺陷,主要问题在于:一是以原子主义为特征的本体论局限,二是以二元对立为特征的方法论局限,三是以西方中心为特征的价值立场局限。后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前者的延伸。基于原子主义本体论思维的安全研究,非常重视行为体的“单位”界定与不同行为体“单位”建构起来的“体系”性质,至于单位之间的“关系”则是从属的、第二位的。这种研究思维方式的好处是权利的边界比较清晰,体系中的层次比较明确,安全变量的设定有比较客观的依据。但这种思维方式的问题是难以超越传统安全研究的国家本位立场,或者难以超越行为体冲突消解过程中的两元对立模式,致使西方非传统安全理论在不同程度超越传统安全困境的同时又陷入新的安全困境。

  余: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伴随着中国国际理论的发展和中国传统安全思想的挖掘而不断深入。中国学者对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探索,也为“中国视域”下的非传统安全研究奠定了学术基础。我国近些年来对非传统安全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理论有:

  1.“新天下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从世界思考世界”的角度考察“天下体系”,认为它意味着一种中国式的兼容普遍主义,不仅不排斥任何他者,而是试图把“他者”都化为“自己人”。西方的民族国家体系、帝国主义及争霸模式所定义的国际政治、国际安全概念,正逐渐与全球化的事实失去对应性。天下意味着必须以高于并且大于国家的视野去理解世界政治,以世界为尺度去定义政治合法性与安全秩序。天下体系只有内部性而没有外部性,也就取消了外人与敌人的概念,从而与全球化、全球非传统安全治理这一背景更为匹配。

  2.“可持续安全论”。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刘江永指出可持续安全战略的目标是争取实现低成本、高安全的可持续性,特点是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的协调性,本质是和平与非暴力性,其运作具有尊重各国安全利益的多样性与共同性,其内容还包括地缘战略概念的创新性,如用“海陆和合论”取代传统只为霸权服务的“海权论”“欧亚大陆中心论”和“欧亚大陆边缘地带论”等。基于此,中国政府提出的“亚洲安全观”———“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与这一理念不谋而合。

  3.“创造性介入论”。王逸舟的《创造性介入》三部曲:“中国外交新取向”“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和“中国外交的转型”,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的动因、过程、性质、意义、影响及后果做出了客观的分析与总结,为中国外交制度的新取向、新定位、新变革给出的独特的大建构。“创造性介入”不仅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合理拓展,而且也是对非传统安全外交“下先手棋”“做大贡献”和“创话语权”的重要指导。哈佛大学江忆恩教授曾评价《创造性介入》“为中国深化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提供了极富思想和创造性的导向”。

  4.“国际共生论”。上海交通大学环太平洋研究中心教授金应忠最早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共生关系为存在形式,认为共生关系中国家间的矛盾冲突仅具有相对性,必然会随着按共生性底线优化与优化选择相互关系而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黄平对“国际社会共生论”做了阐述。上海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杨洁勉提出了共生性国际体系的“和平共处、和平共生、和谐共生”三阶段说。

  5.“道义现实主义”。阎学通教授认为,“道义优先”原则具有普适性,因此道义是容于现实主义的;同时,道义现实主义并不认为讲道义就排除了使用武力,反而认为绝不使用武力是不讲道义的。我认为,阎学通的重要理论贡献是对中国传统道义中的“仁、义、礼”进行了现代性转换提出了“公平、正义和文明”三大范畴与“仁义礼”相对应与互换,进而对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提倡的“平等、民主、自由”的价值观进行批判。

  6.“国际政治关系理论”。秦亚青教授从中华文化的思想资源中提取出两个核心概念“关系”与“过程”,对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东方视角下的补缺与中国化式的再建构。在安全困境中,有否可能有最低限度的合作?西方理论的回答往往是否定的,而“国际政治关系理论”则认为是可能的,并强调要用“关系治理”“整体治理”“多元治理”“有效治理”等模式代替传统的“垄断治理”“霸权治理”“利益治理”“低效治理”等,为非传统安全治理提供了参考方略。

  近些年来,在看似零散和杂多的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态势下,有一种较为强劲的、自觉不自觉的力量在努力推动和建构着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中国学派”,尽管关于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中国学派”在核心特点、主张及其被国内外学界的认可等方面还有待沉淀和累积,但中国学界的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自觉开始明显显现。

  余:我这些年一直着力于“和合主义”的理论建构。由于安全威胁的紧迫性与普遍性,多数学者比较重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现实应对研究,而我一直比较重视安全研究中的理论建构,试图从安全哲学的视角展开探索,比如,移民问题的背后是“安全与自由”的哲学问题,经济问题的背后是“安全与发展”的哲学问题,社会问题的背后是“安全与秩序”的哲学问题等。目前我力求以中国的安全思想资源为基础,以中国的安全实践为蓝本,尝试建构针对非传统安全治理的“广义安全论”,由此提出和拓展了几个重要范畴——“和合主义”“优态共存”“场域安全”“共享安全”和“安全文明”等。“和合主义”(peace-cooprat-ivism)是国际关系理论正在形成的颇具中国特色的范式,其核心价值是“类生存”“类伦理”与“类安全”安全内涵是行为体间的“优态共存”,理性原则是“社会共有、权利共享、和平共处、价值共创”,实现途径是行为体间的“和合共建”。“优态共存”“场域安全”与“共享安全”是“和合主义”范式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的运用。

  “和合主义”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共存论”与“和合论”思想。《周易》明确提出了“保合太和”的安全价值目标、“万国咸宁”的共享安全理想,以及“协合万邦”的安全实现路径。在历史合合分分的变迁中,“保合太和”生发出了中国人“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的人道理想。以“不同”之“和”达成“大同”之“天下”,是中国“共存先于存在”的“生存论”思想的根本内容也是中国“不同融于大同”的“和合论”思想的价值追求。中国几千年的“外交实践”,表明了中国人爱和平、重防御、讲团结、求统一的安全思维以及国家层面上的防御性国策,也促成了中国人爱公平、重共存、讲中庸、求和合的安全态度与共享安全的价值追求。

  “和合主义”价值理念也体现于中国当代的外交努力中:中国处理国家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处理岛屿争端的“搁置主权、共同开发”方针,处理香港回归的“一国两制”方略提出的以“互利、互信、平等、协作”为核心内容的“新安全观”,强调在文明多样性前提下的合作与共享的“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方略,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与“合作共赢”思想;2014年,中国领导人在上海亚信峰会上提出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亚洲新安全观”;2016年,杭州“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所呈现的人类关切与中国价值,使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努力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场域安全”的提出超越了安全问题的“单一性”视角。可以说非传统安全挑战构成的不是单一的安全问题或安全威胁,也不是单一的危机事件或事故灾害,而是具有整体、交织、复合、时变性质的。在安全研究中引入“场”的范畴,可以很好地揭示时空中以关系为变量的各种“社会量”。由于社会领域中各类关系的交织与复合,因而用“场域”概念来替代“场”的概念更能具象地反映出社会安全关系的多重性与复杂性。在“场域安全”的分析中,安全不仅是一种状态,还是一种条件、能力与愿景;安全不仅是一种事件,还是一种趋势、互动与建构;安全不仅是一种情势,还是一种关系、结构与语境。“场域安全”新视角可以帮助我们深化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认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一词揭示出国家安全是一种“场域安全”,既是作为具有总体社会空间性质与价值复合体的“场域安全”又是作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各个领域间体现安全关系网络与互为保障的“场域安全”,还是作为一种安全理论的“分析单位”与“思考基点”的“场域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统合了发展与安全的对立、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两分、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的分离,而且还统筹了中国与世界关系中极具挑战意味的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两难。这种“统合”和“统筹”,体现出了中国人对安全追求、国家安全追求与“安全文明”追求的当下“适然性”。

  基于和合主义和场域安全理论,我对非传统安全治理的新范畴——“共享安全”进行了理论拓展。2013年底《国际安全研究》编辑部召开了以“共享安全与全球治理”为主题的“国家安全论坛”。随之,发表了一批学者的文章。我认为,“共享”的价值前提是安全行为体对生存资源的“共有”、生存条件的“共依”、生存方式的“共存”、生存发展的“共向”的认同共建。但在全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体系性应对缺失的众多难题中最难的是“异质性”冲突。一般说来,美国较多采用的是对“异质性”冲突的独断与强制策略;欧洲较重视的是“契约式”“机制化”“法理性”的安全路径;而中国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和平发展”方略、“和谐世界”愿景均呈现了对“异质性”冲突进行非暴力消解的“共享安全”立场与中国式努力。自20世纪以来,国际社会的“集体安全”“综合安全”“协商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等安全理论、安全政策、安全外交与安全治理,都在不同层次、不同范围与不同程度上寻求与践行着安全的某种“共建”与“共享”,与之相比,“共享安全”更具有超越性。可以说,“共享安全”理论既凝聚了中华民族传统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安全思想智慧的结晶,又体现了全球化时代国际安全理念的战略性线

  河南卫视品牌栏目《武林风》主持人郭晨东受邀主持此次活动,国际巨星甄子丹也莅临活动现场与健康家庭代表合影。此外,爱朵女孩、半吨组合、少林武僧表演、太极表演等节目也精彩上演。

  余:的确,非传统安全研究在中国已成为一门“显学”。王逸舟曾总结了非传统安全研究兴起导致安全研究的十大转型:一是在目标上从单一静止转向丰富多样;二是在形态上,从自我封闭转向开放互鉴;三是在内涵上,从高政治议题转向低政治议题;四是在地缘上,从国家间博弈扩展到人类“优态共存”;五是在主体上,从国家行为体扩展到非国家行为体;六是在立场上,从零和论主导转向非零和思想主导;七是在学术取向上,从抽象的大政治转向具象的“人的安全”;八是在资源配置上,从聚集于国家军事安全分散于各类“社会安全”;九是在外交上,从自我保全转向“同舟共济”:十是在决策上,从政府部门转向多行为体参与制约。王逸舟强调非传统安全研究对安全研究的最大促进是突破了传统的国家安全界限,人类命运被摆在了首要的位置。

  另外“制度化”对安全研究也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国内外学界都在推动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学科化。国外的高等院校纷纷开设了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相关课程,如牛津大学在硕士生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课程中有“非传统安全”专题,哈佛大学在“国际关系与外交”课程中有“非传统安全与外交”专题,麻省理工学院开设的“信息安全”和“核反应堆安全”等;另一方面,非传统安全方面有影响的研究机构不断产生,如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授理查德·马修(Richard A.Matthew)带领的“非传统安全事务中心”(The Centerfor Unconventional Security Affairs,CUSA)由政府、非政府、商界领袖组成顾问团,在七大洲的25个国家(包括北极)致力于关注21世纪的人类与环境安全、全球变化与人的安全议题,并在严重影响家庭、社群与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上,为研究者、领导者与公务员提供安全维护意识与技能。还如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防与战略研究所(Institute of Defense and Strategic Studies)是亚洲开展非传统安全研究较早的,也是较为全面、深入、系统且影响较大的机构。

  我国已有一批专门性的非传统安全研究机构: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心、塔里木大学非传统安全与边疆民族发展研究院、浙江警察学院东盟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心、上海社会科学院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心等。目前,中山大学、四川大学、上海政法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等高校也正在积极筹备成立非传统安全专门研究机构。同时,中国高校还开设非传统安全课程并创建有专门的博士与硕士学位点,浙江大学2008年在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下设立二级学科博士点与硕士点“非传统安全管理”,2011年华中科技大学通过“非传统安全”二级学科博士点评估,2015年浙江大学与上海政法学院实施联合培养上合组织成员国人才的“博士留学生”项目。各高校开设非传统安全课程的状况如下:浙江大学于2004年起在国际政治专业开设了《非传统安全概论》课,2008年起在全校开设核心通识课《非传统安全》,在“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点开设有《非传统安全管理I》《非传统安全管理II》《非传统安全与政策仿真》《非传统安全与国际事务管理》《非传统安全专业外语》《非传统安全与外交政策》等课程。北京大学于2009年起开设《非传统安全》的通识课,中山大学、华中科技大学、重庆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塔里木大学、上海政法学院、浙江警察学院等业开设了与非传统安全相关课程或专题研究。这一系列的发展均推动了非传统安全研究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初步“制度化”,也丰富了传统安全研究。

  余:关于非传统安全研究方法论是否受到学者重视的问题,还要从非传统安全理论的先天不足谈起。“非传统安全”概念的界定不清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安全”本来就是一个“模糊的符号”,这种模糊性是理论原点意义上的,从而不可避免地增加了非传统安全研究方法论探索上的难度。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对“安全”概念进行理论探讨的研究寥寥无几,除了较为著名的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约翰·赫兹(John Herz)的“安全困境”说,以及美国耶鲁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关于“国家安全”的论述外,“安全”更多时候是被遗忘在诸如“权力”“和平”“防御”等概念之后的。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新的安全“问题域”的出现才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学者们重新定义安全的热情。实际上,迄今为止,关于“安全”概念化的理论探索并没有收到令人非常满意的成效。以至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教授大卫·鲍德温(David Baldwin)曾经在其研究中毫不客气地指出,自沃尔弗斯之后的“安全”概念化研究都没能真正超越沃尔弗斯的分析框架,或者并没有在这个分析框架上下功夫去深化。这种理论上的先天不足造成了非传统安全研究理论化的尴尬,在核心概念模糊不清,基本分析框架相对缺失的情况下,非传统安全研究的方法论探索让很多学者无从下手,更不容易激发学者们的研究兴趣从而产生学术共鸣。因此,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学者们在非传统安全研究方法论上所做的努力仍然是远远不够的,这一学术使命的实现任重且道远。

  由于目前非传统安全研究缺乏一条自成体系,或者哪怕只是相对清晰的分析路径,所以现有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识别、评估研究仍然处于一个非常初级的阶段“非传统安全”一词虽然在不少研究中都有出现,但很多时候却只成为观察问题的新视角,甚至沦为一顶看上去还挺新鲜的“理论帽子”,而如果摘掉“非传统安全”这顶帽子,那些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或许仍然是成立的,这就是非传统安全研究在此后发展过程中进行理论突围需要正视的问题。“非传统安全”作为一种“理论”而非仅仅是一种“视角”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能否为希望进入非传统安全研究语境的新生研究力量提供一套具有唯一性和辨识度的分析体系,这一点至关重要。反观当前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现状,虽然对于非传统安全威胁研究的重要性已被越来越多学者所认可,而且威胁特有的紧时效性和强应用性也激发了学者们将不同领域的急难性问题纳入非传统安全研究中进行讨论的热情。但实际上,这也造成了王逸舟很多年前就提到过的“非传统安全研究泛化”的问题,特别是当次国家层面的安全指涉对象被无限放大之后,许多所谓的非传统安全研究无论是在威胁的识别还是评估上都采取了一种更加务实或者取巧的办法,成为一种以问题为导向的应用型研究,在这些研究中,非传统安全研究的意义只在于为其提供了一套符合其研究目的的解释文本,而在深入探讨实际问题时又回到了原本这一问题所属的经济、环境、人口等研究领域,运用的完全是这些专业领域自身的话语体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前很多非传统安全威胁识别、评估研究都只能算是重新包装过的社会公共问题识别与评估研究。当然,这不能归咎于这些研究本身,而是正如我此前提到的,需要那些有志于在非传统安全研究方法论上作进一步探索的同仁们为之共同努力,这才是“非传统安全”作为一种理论或是一门学科得以持续发展的基础。

  余:非传统安全研究呈现有如下重要趋势性特点:第一,安全的内涵指涉更加丰富多样;第二,安全的领域边界更加复合多重;第三,安全的维度指向更加复杂多向;第四,安全的维护应对更加广泛多元;第五,安全研究的学科化更受重视。目前,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除了上面谈到的自身方法论需要建构外,还尚有诸多不足,主要为缺乏理论范式的创新性研究、缺乏领域性的学科交叉研究、缺乏定性与定量结合的研究、缺乏对“非传统安全危机”的研究,这四个“缺乏”导致了非传统安全研究基本理论的不精细,自成体系的方法论缺乏,研究边界不清晰,制度化程度不够,对国外研究关注与引介不足等。从展望的角度看,中国安全研究者需要在复杂与模糊的安全态势背景下,去深入、细致地认识非传统安全的边界、内容、特点与范式,实现非传统安全的研究从零散到系统、从被动到主动、从经验到理论、从策略到方略的转变,从而也能推动政府提高新时期的安全治理能力。

  在未来,非传统安全的重要性将会进一步凸显。地球资源的有限性表明,安全将成为越来越稀缺的公共产品;人类命运在终极意义上的共同性表明,安全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价值标志。从各国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认知与方略来看,似乎可以做出这样的价值判断:未来国家之间的竞争将首先不是政治制度的竞争,也不是经济制度的竞争,而将会首先是安全制度的竞争。哪一个国家在世界上最安全,哪一个国家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哪一个国家为应对人类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贡献越大 哪一个国家就将是世界上对人类贡献最大的国家。

  我以为,非传统安全研究的总体前景是“安全文明”议题的逐步兴起。事实上,我国政府与学界对非传统安全议题的战略提升与学术演进,符合人类对人类文明的认识深化规律。中国结合中国国情先后提出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方针,而这五个文明其实都离不开对作为一种更基础文明的“安全文明”的关切与建构。“安全”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需要,也是人类社会价值序列中的“第一伦理”。“安全梦”是“中国梦”的第一景,同样“安全文明”也应是“人类文明”的基础性标志,它既保障人类的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又是人类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与社会文明的现实体现。如今中国政府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 正是从历史与现实相交汇的角度勾画出了一幅我国未来“安全文明”建设的新图景。(注释略)